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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扭转县中困局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推动力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消失的村小”和“没落的县中”,仍然是代表和委员们谈到乡村教育、乡村振兴时,无法绕开的话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持续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基本消除城镇大班额”“保障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工资待遇”。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实现民族振兴,就必须实现乡村振兴,只有办好乡村教育,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县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感慨,因为实施“就近入学”,村小、县中为乡村和县城的孩子读书提供了便利。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和师资力量出现了不平衡,导致一些村小和县中的没落。

据张咏梅回忆,在2000年左右,宁波市镇海区当地的中学,也曾面临优质生源不断流失的困境。

当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镇海中学,由于行政区划重新调整等原因,生源地范围减少,再加上办学竞争加剧,当地的很多家长都在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宁波中心城区、杭州甚至上海的名校求学。

优秀生源留不住,优秀教师也留不住。当时的镇海中学,跟其他县级中学一样,迎头撞上了刚出现端倪的“县中塌陷”困局。与之相继出现的,还有“村小消失”现象。“城镇挤、乡村空、农业弱”的矛盾仍然长期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联克以贵州为例介绍说,贵州省的乡村教育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有教育服务农村发展能力不够,资源配置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较为薄弱;二是县中对农村教育发展引领不够,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影响,部分县中教育理念较为滞后、管理经验不足,制约了县中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城镇化大潮带来了村小简单撤并,影响了学生的就学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村小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办学规模和效益与办学投入不一致、不匹配,部分村小由于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偏弱,教学质量不高,学生逐渐自主流失,也导致部分村小自然消失。

“乡村要振兴,教育须先行;乡村真振兴,教育当主力!”邹联克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认为,乡村振兴中的教育话语体系亟待形成。教育是激发人的内生动力的最有效手段。乡村社会能否脱离日益空心化的状况,培养出“懂乡村、爱乡村、发展乡村”的人才,是重中之重。

他提到,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开发”“投资”等硬指标依然是主流,对于乡村软实力建设的教育表达,依然有所欠缺。

张文明提议,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表达中,应当“充分强调教育的意义”,强调教育对提升乡村社会和人的整体素质的关键意义,强调教育对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决定意义,强调教育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指标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红霞也同样认为,县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县中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承担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寄托着广大农村学生对接受更好教育的美好期盼。办好县中不仅关系到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更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稳定和支持作用,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裴红霞建议,建立县中教育经费中央地方合理分担机制,保障县中教育经费投入。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和表彰奖励机制,促进城乡高中协同发展。

从“千方百计”离开,到“千方百计”留下

在全国各省陆续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进程中,基础条件薄弱的县中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不少县中校长普遍担忧: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高中教育差距。但裴红霞认为,这也是一次借助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提升县域高中质量的良好契机。

县中的突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更是乡村振兴的必然。

在镇海中学工作了20多年,张咏梅也亲眼见证了自己所在的学校是如何破解县中困局的。

“根据我们镇海中学的经验,破解县中困局关键,还是要提升县中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水平。”张咏梅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学校要办有品质和有个性的学校,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

在张咏梅看来,村小的没落很难扭转,但是身处困局的县中,却可以通过扭转教学质量,从而改变这一现状,而且不能“本末倒置地把捆住学生当成破解县中困局的主要措施”。她认为,在这个破局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至关重要。

学校要具有遵循教育规律又符合办学实际的教育理念。张咏梅提到,镇海中学在2001年就提出了“立足现代教育,弘扬传统文化,熔铸人文精神,培养世界公民”的理念,后来又提出“促进学生发展为本,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家长期望”相结合的办学理念,解决了教育理想和教育现实的矛盾。

镇海中学具有与办学理念相符且从学校实际出发的管理方略。学校实行“弹性管理”“管理自觉”,开发了多种符合学校实际和学生需求的课程,让不同的学生都有适合自身发展的课程。尊重学生的不同个性和不同需求因材施教,实现高水平基础上的差异发展。

“我们也积极为学生搭建各种平台,创设各种活动机会,让学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各类人才培养。”她说。

镇海中学依据教育规律,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方式,在当地形成了教育口碑,让“家长自然愿意把学生送到这里”。最后,镇海中学出现了“流出去的优秀学生还不及留在这里的学生发展好”的现象。不仅有效防止了优质生源外流,如今还吸引了外地学生流入。

20年前,家长“千方百计”要把孩子送走,20年后,又“千方百计”要留下,背后折射的,是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的渴求。

在张咏梅看来,未来的教育区域布局需要更有前瞻性,以浙江为例,围绕各地中心小学辐射性带动附属小学,形成协同发展的趋势,也有利于整体教育资源的平衡发展。

贵州也在进行自己的县中突围尝试。邹联克介绍,贵州省主要从4个方面助力县中发展:一是走好自强发展之路,二是走好特色发展之路,三是走好统筹发展之路,四是要走好帮扶发展之路。

把乡村学校建成乡村文化中心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个被称为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到,要“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

张文明认为,城乡学校共同体这一提法“非常好”,是消除办学水平、经费投入、师资分配不均的最有效路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在师资流动、学校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一体化投入。

其中,师资流动是头一个需要做好的工作。

“可以建立双向流动补贴制度,城市学校教师到乡村学校工作提供‘下乡补贴’、乡村学校教师进入城市学校可以提供‘进修补贴’。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备的教师培训体系,提升教师能力、培养乡土情感。”张文明说。

经费投入也是教育界特别关注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提到,我国教育经费在不同层级和城乡之间进行分配时,农村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城市地区。

刘希娅建议,持续加大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对于乡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财政政策倾斜,在人员经费上,提高乡村和偏远地区生均经费标准。

城乡办学水平如何能够实现均衡?

从去年开始,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贵州省也行动起来,专门针对一个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开展管理输入、示范引领、教学帮扶和培训指导,既是教育对口支援,也是智力帮扶、人才帮扶和机制帮扶。

邹联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组团的重点是“团”字。目前,“组团式”教育帮扶工作已经在贵州全省范围全面启动,66个受援县按照要求,与支援地共同确定了2-3所“组团式”帮扶试点学校。通过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帮助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好1所普通高中和1所职业高中。2022年,贵州省1379所学校与广东省1138所学校实现结对帮扶。

在邹联克看来,纵观国内外的乡村教育或者农村教育,根本的是把学校建在了农村的中心,成为一个个教育和文化的传播点,真真实实进行文化和精神的传播;贵州省教育行政部门与乡镇政府配合,把乡村学校建成乡村文化的中心,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力量。

“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第一推动力,农村教育是乡村振兴成本最低、覆盖面最大、作用力最长、内动力最足的投入。”邹联克说。

别让“数字鸿沟”绊倒乡村教育振兴

记者 叶雨婷 张渺

“数字化是目前乡村教育振兴最快捷的手段。但是数字化也有一个问题,资源共享也可能会把地域差异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说。

近年来,教育数字化对于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不同地区教育设施配置水平仍存在差异,数字化教育资源的质量参差不齐,对于乡村学校来说,“数字化”这一抓手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教育数字化建设中,对于不少乡村学校来说,硬件设施依然是个大问题。

对此,张文明认为,在政策上可以优先保证乡村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他建议:“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可以建立乡村教育模块,让全国各地乡村学校既可以与城市学校共享资源,也可以实现不同区域间乡村学校的横向资源共享。例如,我们正在做一个长三角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估数据平台。”

“我国不少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网络不稳定,网速不够高,上课时经常出现网络卡顿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国仁说。

“目前我国的在线教育普遍采用学生观看课程直播或录播视频的方式,这与传统的‘大锅饭、填鸭式’教育方式没有本质区别,无法针对学生的个体状态和特点进行个性化教育,不能为用户提供具有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的学习环境,无法给学习者提供多模态的自然交互方式。”王国仁说。

对此,王国仁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将中小学教育专网的建设列入国家新基建项目规划,夯实部际和区域间协调机制,顶层规划、分步建设、分类实施、分级投入。借助网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西部教育振兴发展计划、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国家工程,通过纳入基本预算、拨付专项资金、设立专门项目等措施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精准补齐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薄弱学校的网络短板。

乡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离不开经费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红霞表示,以县中为例,加强县中教育,必须加大县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应建立县中教育经费中央地方合理分担机制,保障县中教育经费投入。从而支持县中教育信息化建设,更好地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近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以贵州省为例,截至2022年,全省校园网络接入率达到100%,98%的中小学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间数的78.10%。

量的提高如何实现质的提升?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联克看来,教育数字化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应重点解决三大瓶颈。

“一是解决乡村教师教育理念和教学水平问题。要构建‘互联网+’条件下教师专业能力提升路径、服务体系,提高乡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数字素养;二是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贵州省将以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心枢纽,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完整的省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农村地区学校师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三是解决教育资源供给不充足问题。充分发挥‘三个课堂’的积极作用,加快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差距。”邹联克说。

振兴乡村教育,首在教师

记者 张渺 叶雨婷

深耕教育领域30多年,全国人大代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教师培训中心副主任董彩云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振兴乡村教育。

她曾在村小当过校长,自己就是一名实打实的乡村教师。

今年两会前,董彩云花了大量时间走访当地的乡村教师。她发现,临夏地区80%以上的老师都愿意接受更多职业培训,80%以上的老师都愿意留在学校,支持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教师待遇的提高,原本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现象已经有所改善。”她说。

即便如此,“基础教育还是缺人。”董彩云简明扼要地说。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邹联克也提到,乡村教育要振兴,教师队伍是关键。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从源头上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重要途径。

如何提高乡村教师的队伍水平,健全乡村教师的补充、培养、激励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裴红霞以县中为例,建议首先要按照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要求,配齐配足县中教师,建立结构性缺编情况下市域内高中教师统筹调配机制,建立国家部属师范大学每年为县中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补充县中教师的机制。

贵州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邹联克以贵州省荔波县为例,该县通过实施“强师工程”“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

“为了鼓励毕业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我们持续实施好‘特岗计划’,不断强化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不断加大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持续加大乡村教师激励力度。”邹联克说。

邹联克介绍,自2021年实施“优师计划”以来,贵州省已招录“优师计划”师范生500余名。全面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逐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全省65个原集中连片贫困县,按照艰苦边远程度,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00元、400元、500元,惠及17万名农村教师。

作为教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师目前在职称晋升、社会流动等方面存在障碍,这也导致了乡村教师的大量流失。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建议,针对乡村教师的职称评定等,设置一些非定量性指标,为他们提供“扎根乡村、扎根教育事业”的动力。此外也要建立、健全乡村教师的流动机制,让他们在进行职业规划时不缺乏向前的动力。

“乡村教师的专业素养仍需提升。”董彩云今年的建议就是针对乡村教师的培训问题。

在邹联克看来,“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要依靠师范院校的职前培养,还需注重职后培训,建立完善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模式。”他提议,推进职前师范类专业建设与基础教育需要一体化、教师资格审查与教书育人成效一体化、教师培训与现实教育教学需求一体化、教师培养项目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体化、教师流动与师资调配一体化。

裴红霞还是以县中为例,建议加大县中教师培训力度,特别是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和高考综合改革等内容的培训,不断提高县中教师素质。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张文明专门提到,目前,基础教育数字化可以应用在对乡村教师的培养上,“培养老师而不是学生”,比如在教育资源的共享上,提供“备课共享”“教研共享”。

张文明介绍,根据教育部去年启动的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全国师范院校以“1+M+N”的方式组团,由10所部属师范院校(1)牵头,省属师范院校(M)作为参与帮扶高校,共同对薄弱师范院校(N)进行帮扶,促进师范教育整体提升。目前,全国共有72所师范院校参与了计划。

“让教师培养教师,从而解决乡村教师的培养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张文明说。

董彩云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对师范毕业生农村基层就业的引导机制问题。她建议,增加师范生的招录人数,加大对师范生的招录力度,同时也要对师范生加强管理,培养其良好的敬业精神,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此外,对师范毕业生,政府也要做好就业引导工作。

张文明对未来有信心。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前,国家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大力加强乡村教师的培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学校基础设施,逐步建立了城乡均衡的教育体系。乡村教育资源的积累,必将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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